1941年周恩来：国民党是抗战中国的中心(3)

在第二方面，孙先生又解释“国民党敢郑重宣言，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，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，当组织自由统一的（各民族自由联合的）中华民国”。从这个解释及孙先生其他著作上，中国的民族主义，在对内方面，可得出四个解释：一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应一律平等；二是中国各阶级应合作对外；三是中华民族是能自立能奋斗的民族；四是中国的民族道德，民族气节，应该发扬光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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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正因为中国境内各民族应一律平等，所以我们主张尊重各民族间的风俗习惯，语言文字，历史宗教，并尊重他们自己的领袖干部和一切人材，尤其要反对我们汉族中的藩属观念和自大主义，然后才能更有力的动员他们联合一起。共同抗战；同时我们更主张承认各民族的自治权和自决权，而不是简单的称少数民族为边民，然后才能更有力的取得他们同意，共同努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，以建立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。第二，正因为中国各阶级应合作对外，所以我们主张除汉奸外，全中国人民都应团结起来，共同抗日。就连汉奸除绝对坚决不愿悔悟者外，都应争取之，宽恕之。我们认为在中国，阶级利益并不与民族利益矛盾。除掉极端自私自利大发国难财的极少数分子外，任何阶级欲维持其整个阶级利益，只有从民族解放的利益中取得。日寇不打走，民族解放达不到。尤其是对于中国工农劳苦大众，民族解放达不到，阶级解放也无出路。但这并不是说，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过程中，便不能相当的解决阶级利益和相当的改善工农生活，其实这不仅是可能的，而且在增强民族解放战争的力量上，也是有利的。

譬如，许多民族工业家迁厂内地，如果政府给以应有的资助和保护，他们一方面可更多的生产出国防上及人民中的急需品，另一方面也可得到他们合理的利润。譬如沦陷区域的地主，因为政府和军队广大的组织了民众的游击战争，使这些地主的土地不致落于敌手，或荒芜起来，于是他们便觉悟到只有捐出一些游击军费或者减低一些租息，方能使劳苦农民得以参加那些游击队，保卫乡土。同时，从另一方面看，为得适合目前物价高涨，增加工资，以增强工人的劳动力，为得适应目前粮食需要，减低农民租息，实行农村借贷，以增加农民的生产量，这都是与抗战有利，与其他阶级并无损害的。这里有一个共同的最高原则，就是一切阶级利益都不能超过民族利益，都应该服从民族利益。因此，我们反对那些少数极端谋私利的分子借口国难期中，加紧剥削工农劳苦大众。我们也反对那些不从改善劳动生活中求增加生产出路，而一贯以强迫虐待为能事的干法，我们更反对那些拥有特权的人，利用国家企业，大分红利，而不肯增加工资，甚至减少生产，以便高抬市价，而不顾社会需要。第三，正因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，是能自立能奋斗的民族，所以我们主张只要发动抗战，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必空前的增涨，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，必前仆后继，至死不屈，中国人民的胜利信心，必愈因敌人的失道寡助而积久弥坚，中国人民的奋斗苦干，必愈因不断的困难需要克服而愈显其坚韧不拔。抗战四年，证明这一估计完全合乎实际的发展，这是汪逆精卫之流的投降妥协分子所不能认识的，而应成为我们民族革命精神之所寄；并应在这上边建立起我们自力更生的精神基础。第四，正因为中国的民族道德民族气节应该发扬光大，所以我们主张民族传统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便应该大大发扬，尤其是礼义廉耻，更是民族气节之所系，必须不折不扣的实行。忠孝施于国家民族，仁爱施于同胞，信义施于友邦，和平施于人类，这都是最高的道德标准，但我们并不能因此不分清敌我友恶。对敌人，要集中火力去攻击；对自己，要紧严抗战的阵线；对朋友，要明辨，要争取；对怙恶不悛的人，要戒备。我们要重气节，才能挽颓风、清贪污、建革命的秩序、止投降的倾向。尤其要尊老敬贤，重视他们的经验学问，爱护青年，要提拔教导他们，不要摧残他们，更不要特务化他们，而对于寡廉鲜耻的人，却不应该使他们篡据高位，阻塞贤路。这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，在目前抗战中，特别需要。总起来说，民族平等、阶级合作，自立奋斗、守道德、重气节，这便是孙先生民族主义在对内方面的精华。

这一切，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全部纲领，也就是民族至上在中国的全部含义。我们中国共产党人，就是在这样的纲领上，在这样的含义中，拥护“民族至上”的口号，实行“民族至上”的口号。违背这种原则的，我们认为不是误解，便是故意的曲解来破坏中国的民族阵线。这将是抗战的罪人，民族解放的罪人。